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学界有人提出，在宪法尚未作出修改以前，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出台大有违宪之嫌。这说明约制刑法不是以范围大小作为前提，而是以宪法实际约制刑法的效果为标准的。
为了控制社会秩序，于是政府根据宪法制定出一系列法律，刑法便是为实现国家管理权而设定的。其三，现阶段，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比差现象，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出现这样的现象应当还算是正常的。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由于刑法习惯于独往独来，宪法与刑法之间不免出现价值冲突：其一，因由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错觉。可同样的事如果是发生在司法公安人员的身上，通常会被当作工作失误来看待。因此，就民主政治的实质而言，人民对宪法的控制是不证自明的公法准则。
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和成功把握这种虚实之道，才能在宪法与刑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看清问题的本质。如宪法规定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有关政治性安全内容，在其受到侵犯、其危害程度达到一定的尺度时，就需要以入罪形式表现出来，以此拱卫宪法的最高利益。但是，从实质法治的角度看，政府的奖励行为只要符合法的价值和行政原理就是合法。
那么，争议的焦点在哪里？是百万巨奖。依法行政原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连续两度夺得全国优秀公安局。福利国家出现后，行政自由裁量权空前扩张，行政行为转变为以授益行为为主，要求依法行政原则以实质法治为理念，符合法的公平正义价值。
行政奖励权同样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因为这项权利也可能成为某些人谋取名利、损害他人的工具，这样不仅不能实现奖励的目标，而且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的财政能力逐步加强，政府的职能也发生相应的转变，现代国家都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国家承担起照顾公民生存的责任，对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5]。
例如，有人躺在大街上马上就会饿死或病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政府的救助义务，政府也得实施救助，这是政府基本职能的要求，如果政府拒绝救助就构成失职。[8] 高鸿钧：《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和整合》，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管制行政是通过不利行政行为完成的。第三，合法性来源，形式法治为了维护制定法的权威，强调法律的至上性和唯一性。
现代行政的特点是行政职务和行政权力迅速扩张，行政权力的扩张的明显表现是行政机关行使着巨大的自由裁量权[7]。火车离开轨道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地，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行政权离开了法的约束，也不会达到既定的目的，同时还可能严重损害社会秩序和他人的利益。【注释】[1]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奖励作为一种授益行为，同样应当追求实质法治，即以公平合理作为奖励的合法性标准，而不应当拘泥于制定法的明文规定。
实质法治则追问实质合法性，追问法律背后的道义原则。解决过无数争议的法官宋鱼水，可能想不到，这一次竟会因了自己的杰出，成为争议话题。
形式法治认为，所谓法律就是立法机关制定的白纸黑字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作出授益行为不可能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为行政机关不能因没有法律依据就拒不履行其职能。
尽管西方学者很少明确使用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这两个概念，但是从其历史悠久的学术争论中我们还是能够隐约感受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候选首都杰出人才奖公示期间，据评选办公室称，也是众望所归。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对法治内涵最精辟的论述当数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本身得以良好制定的法律。去年4月份他得知，福建省出台了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子女高考可获加分的政策。尽管没有明确的制定法作为奖励依据，但是，只要该奖励行为公平合理，能够通过对先进人物的奖励促进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有利于实现政府的行政目标，该奖励行为就符合法的最高价值——公平与正义，这样的奖励就具备了实质合法性。【摘要】依法行政原则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其本意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
对于授益行政行为实行具有灵活性的实质法治主义，直接目的在于保障政府实现行政职能，间接目的还在于实现公民的权益。对于行政奖励而言,也存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问题。
形式法治只寻求形式合法性，以符合实在法为限。本案就是行政奖励权被滥用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事人王建华在当地臭名昭著，却捞取了各种荣誉，如此奖励，岂能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效果？还有一种违法的现象就是该奖的不奖，这样也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于是，2005年5月25日，任建平向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将其2003年8月14日水中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以便儿子将来能享受加分的政策。[8]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主要区别在于[9]：第一，法的形式。
如果我们以形式法治为准绳，则奖励行为必须以制定法作为依据，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制定法进行奖励，在法律没有规定奖励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就不得奖励，否则即构成越权行政，这样的依法行政就变为唯法是从。形式法治认为，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从而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合法性判断上，行政机关具有相对于个人的优越性。任建平一下就想起了自己2003年8月曾经在水中救过一个人，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当时的行为属见义勇为无疑。[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管制性的行政方式仍然存在，只是比重下降而已。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心工作是政府要依法行政
我们还是以一则报道中的实例来进行分析。授益行政行为产生很晚，是随着福利国家一起出现的。
但是，2006年3月8日，任建平收到的却是延平区公安分局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作出的关于对任建平同志申报见义勇为行为不予确认的复函，于是，6月5日，任建平状告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一案在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此案目前还在审理之中。所谓不利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他人课处一定的义务或者剥夺其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例如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
依法行政原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防范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或者说，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给予奖励是否违背依法奖励这一原则。由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的财政能力逐步加强，政府的职能也发生相应的转变，现代国家都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国家承担起照顾公民生存的责任，对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5]。[6]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年第一版 第58页。
再如，法律未明文规定政府应当奖励抢救落水群众的人，但是如果政府奖励了，也不能说政府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形式法治只寻求形式合法性，以符合实在法为限。
但是，从实质法治的角度看，政府的奖励行为只要符合法的价值和行政原理就是合法。【摘要】依法行政原则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其本意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
现代政府要实施大量的授益行政行为来给公民提供生存保障或者增进公民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用制定法来严格约束政府，严格的约束可能使政府无所作为，反而不能履行其职能。行政奖励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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